所谓局外人，就是没有亲身去处理和接触的人，这样的人是没有任何资格去评价局内人的所作所为。因此，不在局中，你就不会体会到四方的压迫与做事情的艰辛以及下决定时的决绝！

人才不到困顿厄难的境地就不能激发其斗志，不经历练和深思熟虑就不能通达。

曾国藩无疑是一个入局且最成功的一个，为大清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，61岁，累死在工作岗位上。最为一名地地道道的传统儒士，深受儒家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影响，弃文从武，成功的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，转型为入朝局的国家栋梁。

曾国藩的时代，乾隆、嘉庆之后的清王朝，由于贪污腐败的极度恶化，由极盛迅速走向衰败。八旗兵、绿营军的腐败致使白莲教的兴起。

西方列强又看到了东方这块肥肉，无耻的司机侵略。丧权辱国的“南京条约”的签订，划开了列强入侵中华的口子。可谓是内忧外患，清廷岌岌可危。

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，必须躬身入局，才能有改变的希望。

入局后的曾国藩，定下了五到：身到、心到、眼到、手到、口到，迅速吸引聚集了湘军集团的书生骨干分子。他不爱财，也不爱命，受到皇帝的限制、大臣的排挤，承受辱骂、责难、批评，背负卖国贼、伪道学、杀人狂的恶名，在局中做一名自始至终的人可谓是难上之难。

大家一直想弄明白曾国藩怎么会没有一点私心？他的做事原则又在哪里？也许是想的太多，看的太多，穿越君总会在不经意间深入人物的内心，或许是在梦境中，或者是在神识中。其实曾国藩的内心是纯净的，很好懂。

曾国藩自己曾经说过，贪恋名利之人，其内心多是自私，心胸多为狭隘。他是如何放弃名利与私欲的呢？

缘由很简单，那是因为他的志向与坚守：我的志向是圣贤，这是因为受到了唐鉴和倭仁两位贵人的点拨。使得深谙儒释之精髓的我找到了在世的定位与追求的乐趣，明白了“静”字在世俗中的作用。也明白了坚守才是思想不动摇，不生自私与邪念的约束之法。

人在世上走一遭是挺不容易的，所以，既然来了，就要做好入世的心态。入世也可做入局，只有入局了，才能有所作为，才能有所成就。

这是曾国藩给李鸿章讲过的一个小故事，他常常讲给自己的子孙听：

一老翁请客，让儿子买些果蔬，很久未回。老翁便到到村口看，见儿子挑着菜担与一个挑京货的汉子在一条田间狭窄的水路上对峙。田埂窄，两人无法同时通过。老翁说家中有客，儿子身材矮小，下水必湿担子，汉子身材魁梧，下水不会沾湿担子，请汉子下水田稍避。

汉子说，你儿子挑的是果蔬，浸湿没关系，他是京广贵货，浸湿一文不值。于是老翁就近对汉子说：“这样，我下田，你将担放在我头上，等你空身而过，再给你。”

边说边解衣脱鞋。汉子见此，过意不去，当即下田避让，争执就此消散。

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入局的道理：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，总是无益，必须躬身入局，挺身负责，才能有成事得可能。无论做任何事，入局很重要！

古人处在艰难忧患的时候，也正是道德学业长进的时候，其功显现在胸怀坦荡上，其效体现在身体健康上。

一心圣贤生死无畏的追求，只有局中人才能明白我的行为不是为私。

圣贤之所以为圣贤，佛家之所以为佛家，关键都是在他们经历大磨难的时候，能把心放宽，滋养灵活，有活泼泼的胸襟，有坦荡荡的心境，把“遇事能静”的心态放到正位，身体上虽然受到外界的伤害，但没有感到不适，更引发内心的伤痛，伤害自己。一心走自己的道，勇往直前，心无旁骛，超脱凡尘俗世的牵绊。

曾国藩在回想起自己前半生的荣考生涯，不禁暗自欣喜：我10岁熟读《五经》，开学八股文，文采略有小成，一次家宴小试牛刀作“共登青云梯”喜获欧阳先生暗许其女。23岁初到考场如愿以偿中的秀才。然秀才并非我凌云之志，便惜别新婚之妻，背井离乡走上了科考之路。

然而，好事多磨，中举之后，长沙会馆的潜心修习使得自己大开眼界，两次进士之旅均名落孙山，此时才感觉到自己功力还尚浅，须下苦功夫。此时，韩愈的文章走进了我的生命，他的文章格式条框少了许多，更利于作者抒发自己的见解和想法，读起来也生动灵活，气云非凡。此时才明白写作如人生，行于套，而又出于限。

四年后我卷土重来，三次进京赶考，此时已囊中羞涩，借友二十二串钱为路费，终中进士，后得朝考一等二名，入翰林院当了庶吉士。

由于环境的改变和社会的形式所迫，使得自己弃笔从戎，奈何大道使然，必有所作为。有人说我狠，令酷无情，我也承认。可是要知道，治理一个国家，维护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，捍卫大多数孱弱百姓的利益，我以为，恩威并施，刚柔相济才是前进之道。

另外，弱国无外交，在当时的环境下，一谓的“和议”也只是休养生息的权宜之计。卖国求荣亦不是我的选择。

局外人是没有资格评价局内人的，人生的成功在于入局！